枣庄矿区系枣陶、官桥、滕南煤田的合称，位于山东南部，东起卓山山麓，西临微山湖畔，长约100公里，宽约50公里，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矿区煤炭蕴藏丰富，煤质精良，开釆历史悠久，而以枣庄煤矿的历史更具有代表性。据史料记载，在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已有人在这里掘窑采煤，不过规模很小，工艺简陋，时采时停，窑户也聚散无常。随着采煤经验的积累，生产的发展，枣庄的民间采煤业逐渐兴盛起来。此时，当地地主看到采煤业有利可图，依靠官府支持，采用各种手段掠夺农民的矿权。经过500余年的开采，浅部煤层采掘殆尽。再加上工具落后，难以延伸，致民间开采业由盛转衰，特别是到19世纪60年代后各类煤窑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陆续产生了以煤为燃料的近代工业，需求量不断增加，采煤业渐获高额利润。峄县的地主和曾做过直隶东明县知县的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等，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于光绪四年（1878年）春创办中兴矿局，部分使用机器进行开采，一时间矿工聚集，居民增多。1893年，半截筒子小窑透水淹井百余名矿工遇难，1896年，操矿局大权的陈德浚等趁山东巡抚封闭山东官矿之机，请求撤局停办，至此前后开办了17年的中兴矿局，于同年停办。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燃料煤炭的需求不断扩大，原中兴矿局的部分股东决定在枣庄重建近代煤矿企业。原中兴矿局股东张莲芬与德人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等合股，于1899年（清光绪24年）2月成立“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即枣庄煤矿的前身）。张莲芬任“华总办”，总揽公司大权。1908年，公司奏请清政府核准，将公司注销“华德”字样，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取消总制办，改设总理（后改为经理），由张莲芬任总理，戴绪万任协理常川驻矿。从此中兴公司从形式到实质纯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了。
        1915年2月1日，因南大井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和瓦斯爆炸事故，死伤惨重，12月，张莲芬忧极辞世。为“亟筹救济之法”，1916年11月26日，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股东会，改选董事、监事，设总公司于天津，设总矿于枣庄。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总公司和总矿（厂）四级的管理模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推军政界要人徐世昌为董事长，张学良、任凤苞、袁祚廙为主任董事，主持总公司事务。推举戴绪万、胡希林为枣庄总矿驻矿经理处正副处长，专管矿厂事务。1918年，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和总公司分立，划分各自职权，选聘朱启钤出任总经理，并在总矿设工程处，聘任总矿师领导办理总矿工程，层级管理及机构设置渐趋完善。
       随着煤炭产业的不断发展，先后建成北大井，增开山家林、汤庄、佟楼等小井多处。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枣庄矿区拥有2座新式大井和140余口小井，年产煤炭82万吨；近百座炼焦池，年产焦炭1. 6万吨；分销厂栈20余处以及台枣铁路运煤船只和一些辅助厂。职工总数已达8000多人，包括由公司直接雇用的长期工（即“里工”）和由包工头代为雇用的包工（即“外工”），形成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成为当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
纵观枣庄矿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白色恐怖中诞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枣庄矿工从中兴公司创办起，就深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和剥削。工人们虽然早期就自发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进行反抗，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由自发斗争走上了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揭开了光辉灿烂的斗争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反抗的力量，应该团结自己的队伍，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果只顾自己，孤立进行，是得不到巨大效果的”。因此确定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全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深受军阀、资本家压迫的枣庄工人也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党也早把枣庄矿区作为发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1923年，党的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劳动运动进行方针决议案》中指出：“山东之坊子、淄川、峄县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
        1926年初，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当时我党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并在“北伐过程中，以建设工农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形成并迅速发展的影响下，中共山东省委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同年3月，山东省地方委员会派李××来枣庄中兴煤矿，住进三合街房洪春的客店。他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广泛和矿工交朋友，宣传马列义，开展工人运动，首次拨亮了黑暗社会工人心里的明灯。三个月后李××离开，上级党组织又派一名姓张的同志来枣庄矿区对矿区工人骨干张福林进行考察。随后，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来枣庄中兴煤矿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和工会组织。他们在中兴煤矿机、电、采工人中展开宣传鼓动工作，并在外工柜登记下井，和工人一起挖煤，一面探知煤矿情况，一面了解个人生活，倾听工人的呼声，向工人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自觉性。
          在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纪子瑞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中兴煤矿有一大批先进个人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在了党的周围。在此基础上，纪子瑞先后发展了张福林、郭长清、王文彬、杜宝财、芮庆红、陶福元、刘雁德、吴均山、蒋福义、房洪春10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7月，正式建立枣庄矿区第一个党支部，纪子瑞任书记，成立干事会，培养了一大批入党对象。同时为了培养积极分子，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筹备成立工会组织。12月，中共枣庄矿区支部领导工人秘密成立了以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以中兴公司机务处、电务处工人为主的枣庄矿区赤色地下工会，选举产生由张福林等7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张福林任工会主席，陈亚伦为组织委员，郑文洪任宣传委员，程洪年任秘书。先后发展会员50多人。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会建立后，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同资本家斗争时应提出哪些具体条件，以及怎样广泛发动工人参加工会等问题。在地下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在工人中积极宣传，为和资本家作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初步基础。
        1927年春，北伐军英勇奋战，捷报频传，北洋军阀节节败退。北伐胜利的消息，让中兴公司的工人们群情振奋。资本家则惊恐万状，他们利用矿警加强白色恐怖，唯恐工人们组织起来响应北伐。地下党充分组织利用这一时机向工人进行团结斗争的教育，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6月26日，党支部和工会发动中兴公司工人欢迎北伐军进驻枣庄后，立即组织召开工友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行，提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并于次日公开组织成立枣庄矿区工会（亦称劳工会）。劳工会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工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今后如何开展斗争活动等问题作了研究，拟订了以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取消封建包工制、改善福利待遇、承认工会合法权利、建立工会俱乐部等为主要内容的改善工人待遇的16条合理要求，准备组织罢工斗争。劳工会选出张福林、梁棠、程洪年等工会委员和积极分子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要求答复以上条件，如不答应便进行全矿大罢工。因资本家无法答复以上条件，终于爆发了枣庄煤矿工人第一次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这次罢工斗争使工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增强了工人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标志着党领导的枣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罢工虽然在反动当局的破坏下失败了，但它锻炼出了一批骨干分子，为枣庄煤矿后来的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
        北伐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公开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白崇禧等也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共行列。由于当时人民没有看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因此在白崇禧的“北伐军”于1927年7月下旬撤出枣庄时，张福林、巩继伦组织了500余人的工程营随军南下到达南京。后因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工程营也被分散控制瓦解。张福林和一少部分工人沿途讨饭回到枣庄。这时纪子瑞也离开了枣庄，回青岛工作，枣庄矿区支部遂自行解体。党组织撤离枣庄和工会随国民党军队南下，使枣庄矿区轰轰烈烈的工人斗争一下子冷了下来。对于这一情况，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在1927年11月14日临时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因产业恐慌而致使部分的或全部的停业。如汉冶萍之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停止工作……,现在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直隶五矿……枣庄……需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枣庄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中兴公司生产停顿，大批工人被解雇，四、五千失业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团结工人起来同资本家和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斗争，张福林根据枣庄的形势和纪子瑞离枣前的指示精神，成立枣庄煤矿失业工人办事处，组织失业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复工，同时积极宣传重建工会组织的意义，并于7月11日正式成立由党领导的失业工人组织－“失业工会”（又称“外工会”），4000多名失业工人参加，民主选举了执行委员。失业工会的成立，使广大工人有了核心，报名参加工会的工人接连不断。此时，资本家也收买工贼组织了“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主要是分裂和破坏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的团结，专门与外工会对抗，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工会的镇压，迫使外工会被宣布解散，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郭长清4位工会领导人被枣庄反动当局派矿警队诱捕。此后，枣庄煤矿的党组织处于停顿状态，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是中共山东省委对枣庄矿区的革命活动始终非常重视，1928年9月1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以前丢掉或断绝关系的地方，如烟台、德州、临枣 …… (唯临枣派去人未至该地即被捕，至今尚押滕县）”；11月，又在关于党的组织任务计划中提出：“无论如何困难，应在最近派人到临城枣庄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工作”，并多次派人到枣庄开展工作。
        1929年3月，由于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生活同样十分艰难甚至无法生存。工人们埋在心底的第一次大罢工的火种终于又燃烧起来，再次爆发工人罢工，和资本家展开了接连不断的斗争。
        1930年冬，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矿区恢复党的工作，山东省委军事委员会程季平也随后来到枣庄矿区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到枣庄后，于1931年3月成立中共枣庄矿区特别支部，隶属山东省委，机关设在齐村邱焕文家中，田、郑分别担任正、副书记。他们深入矿区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员，培养积极分子，建立通讯联络点，为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做准备。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热潮。在这种斗争形势下，枣庄特支于1932年发动枣庄矿工举行轰轰烈烈的“七月大罢工”，选派111名代表与资本家交涉，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3个条件：即减少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里外工平等待遇，取消包工制；要求把多年的红利分给工人。这次罢工组织了7000余名工人的示威游行，持续了11天。由于叛徒的出卖，反动军警逮捕了田位东、郑乃序等党的领导同志和70多名工人代表。同年8月。田位东、郑乃序英勇就义于济南千佛山。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人生活困难和罢工组织领导人遭到逮捕的实际情况，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暂时复工。这次罢工发展了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等6名党员，组建了16个群众团体，进一步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工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引路人，同时为后来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七月大罢工”后，枣庄矿区党和工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为重建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中共徐州特委于1932年10月派郭子化到枣庄开展党的工作。他化名庞沛霖，在矿区以行医治病为名，先后创办党的秘密工作机关一“同春堂药店”“广仁医院”“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枣庄医药公司”，恢复了党内联络，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33年初，建立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郭子化任书记。同年“五一”前后，矿区工委领导工人举行“五一”大罢工。这次罢工接受以往的教训，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宣传教育，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完全性胜利。与此同时，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针对枣庄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情况，将枣庄矿区工委改为枣庄矿区党委，隶属徐州特委领导。8月，由于徐州特委出了叛徒，从领导机关到下属县委、支部几乎全遭破坏，枣庄矿区党委至此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不得不独立进行工作，担负起恢复苏北各县和徐州地区党组织的任务，并于1935年2月改组，由梁允才任书记。随后，在郭子化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先后在沛县等地重建党的小组和支部以及县工委，在枣庄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临时特委），枣庄矿区区委亦隶属临时特委领导。
         1936年初，临时特委与中共西北特支取得联系，并划归西北特支领导，枣庄作为特委的所在地，是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带。但是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白色恐怖严重，为了活动方便，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于6月份将机关迁到抱犊崮山区的高桥镇，同时为了加强枣庄矿区党的领导，委派丛衍瑞负责枣庄矿区和津浦路以东的工作，并充实了枣庄矿区党委。调整后的矿区党委辖枣庄矿区区委和枣庄支部，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他们在大井、学校、车站建立十几个支部和小组，在工人、职员、教员、矿警队里发展大批党员，培养骨干分子，同时建立抱犊崮山区革命根据地，使党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进展，不仅恢复和巩固了矿区的工作，而且为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枣庄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随着各地党组织的不断恢复和发展，特委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于同年12月发展成为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划归河南省委领导，机关迁至徐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危难引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义愤。枣庄煤矿广大工人和中兴公司中学的青年学生也陷入极度的忧虑和不安。正当人们徘徊苦闷寻找出路的时候，高利民接受党的派遣来到中兴煤矿，他首先利用进步书籍把青年学生积极团结在自己周围，成立“兴中读书会”，通过读书活动，探索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和学习马恩的革命经典著作，启发大家的革命觉悟。他还联系借助“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成立“枣庄分会”，通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利用新文字印发的书籍报刊传播革命道理，推动革命的进步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枣庄地下党组织兴中读书会的同志积极参加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党还派李微东在枣庄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各界人士抗敌后援委员会”。中兴公司大批工人、学生投入革命的洪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来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大部分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7年10月，建立鲁南中心县委（1938年3月撤销），矿区党委划归中心县委领导。由于枣庄矿工接受党的领导，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枣庄沦陷前夕，不少工人、学生拿起武器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枣庄矿区的代表张福林是总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总工会组织工人积极参战，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枣庄矿工主动组织“破坏队”、“游击队”，炸毁敌人南下的列车；在徐州会战时，枣庄矿工参与发起“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等，都有力支援了战斗。   日寇侵占枣庄后，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机关由徐州迁到抱犊崮山区大炉村，一部分矿工也随地下党组织进入山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鲁南特委派鹿广连返回枣庄坚持地下斗争，他在煤矿团结群众，积极宣传和开展抗日活动，先后发展马平、李康、郑毓林、王子庄、赵德金、马振林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鲁南特委批准，于1939年6月下旬成立“中共枣庄矿区党支部”，隶属鲁南特委社会部领导。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下积极开展活动，贴标语、撒传单、搞情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人民抗战热情，并在敌伪矿井中发展党员组成矿警队党小组，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了大量工作。12月底，党支部被敌人破坏，鹿广连牺牲。在此基础上，第三地委又派史天放到枣庄进行地下活动，正式建立十五窑地下党组织，发展党员20多名，重点是对煤矿工人宣传抗日工作。
        1940年春，周伦藻接任十五窑党组织书记，党员发展到30多人，同年底该支部被敌破坏。在此期间，枣庄中心县委还派张福林、于康来枣，具体领导枣庄工人组织工会，以小组为单位分布到煤矿各个部门，单独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活动，从井上到井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作网。当时，抱犊崮山区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是党的领导机关驻地。工会经常组织工人冲破敌人控制，往山区送物资、送情报，破坏敌人掠煤计划。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枣庄矿工在开展地下活动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武装起来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大批煤矿工人、中兴公司中学学生参加“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苏鲁民众抗日义勇军”。铁道游击队就是以枣庄矿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一支武装部队，他们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活跃在台枣、临枣、津浦（兖徐段）三条铁道线上，截火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搞情报、捉汉奸，对巩固和发展我抗日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正是由于有党的领导，有着坚强的政治工作，这支队伍在与日寇进行五年多近百次战斗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1943年以后，解放区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配合解放区的反攻，根据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的指示，派杜季伟、张福林深入枣庄，于同年7月成立枣庄工委，领导枣庄矿区的抗日工作。
        1946年1月，枣庄市区和煤矿外围解放，但煤矿还在王继美伪军占领之下，工人全部失业，生活陷入绝境。为了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和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后，于3月31日在中兴中学礼堂召开“枣庄矿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枣庄煤矿工会组织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领导机关矿区工会，成立中兴煤矿党总支（1947年9月撤销）。工会领导机构建立后，一面开展“反奸诉苦”活动，一面积极协助市民政府对广大失业工人进行救济，并带领他们开展自救。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由中共代表甘重斗（上校）、国民党代表段之经（中校）、美国代表梅西亚（中校）组成的第二十二执行小组到枣庄进行军事调处工作。盘踞枣庄中兴煤矿的汉奸王继美摇身变为国民党山东挺进军第三十二纵队司令。后来国民党破坏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王继美也秉承蒋介石关于“枣庄为华东之最大煤矿，不得擅自放弃”的命令，蓄意破坏并殴打中共代表，加紧修筑工事，进行武装挑衅。针对这种情况，矿区工会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动工人拿起武器，成立自己的武装－枣庄工人纠察队，保卫胜利果实，做出了优异成绩。为此，山东省总工会在《为支援前线给各级工会的紧急号召书》中号召全省工人“要向枣庄工人学习”，并把枣庄工人奋不顾身自动参战，作为一个典型战例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这期间，原有的枣庄市工委改为枣庄市委。同年6月，枣庄矿区全部解放，中共华东局派范醒之等人来枣接管中兴煤矿公司。是月，陈毅来枣视察，决定成立枣庄矿务局和中共枣庄矿务委员会，撤销枣庄市委。原市委辖枣庄、中兴、车站、齐村、陶庄五个镇党委和峄县二区（张范）、麓水（徐庄）两个区委直属于矿务委员会领导，直属华东中央局。
        由于汉奸王继美匪部盘踞枣庄期间的空前浩劫，解放初期的枣庄煤矿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矿内4000余名职工及其家属生活无着，陷人困境。党组织一面组织救济工人，一面组织恢复煤炭生产。1946年6月21日，由矿务局出面召集中兴公司负责人和矿区工会以及有关方面共同讨论枣庄矿区的复工问题，成立枣庄煤矿复工委员会。工人们在复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起来赶修排水设备，争取时机正式开工，在全国影响很大。《鲁南时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都曾多次转载予以报道。而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7月1日，华东局颁布动员令，号召解放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枣庄矿工为保卫矿区，成立了枣庄矿警总队，与敌人展开斗争。9月，矿务委员会机关转移枣庄北部山区，划归鲁南区委领导，机关驻地先后为枣庄镇和枣庄北部山区农村（1947年6月撤销）。10月，我人民军队遵照党中央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撤出枣庄。11月，枣庄矿警总队编入枣庄工人支队。枣庄工人支队是一支完全由工人组建起来的武装部队，直属鲁南军区，司令员是原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政委为当时任中共枣庄矿务委员会书记的王见新。这支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打了不少胜仗，后来升级为主力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许多战功。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1月7日，我武装部队第二次解放枣庄，从此剥削阶级在枣庄的反动统治宣告彻底结束。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使枣庄煤矿遭受惨重的破坏，矿井完全被水淹没，厂房建筑变成一片瓦砾，机器设备大部散失，几年内都不能恢复生产。党和政府决定枣庄煤矿暂由陶庄煤矿代管，一面组织工人成立护矿队，与特务、土匪、盗窃分子作斗争，保护国家财产；一面千方百计为枣庄煤矿工人解决生活问题。除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外，还积极组织工人就业，先后将4000多名职工分别介绍到陶庄、田屯、贾汪、淄博、淮南和东北等地煤矿，并成立建筑工会、搬运工会，组织失业工人从事各种工作，从而基本解决了枣庄矿区工人的生活问题。
         枣庄解放初期，矿区原有的党组织由所在地党组织直接领导。人民政府接收陶庄后，由王志胜、柴世俊、岳聘臣3人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王志胜任主任委员。1949年1月，撤销陶庄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小窑煤矿（陶庄煤矿）。同年3月，正式建立小窑（陶庄）煤矿党支部，9月改为党总支，由台枣地委领导。1950年5月，台枣地委与尼山地委合并，成立滕县地委，陶庄煤矿党总支划归其管理。
        1952年，枣庄煤矿实现公私合营。1953年2月，开始恢复生产并建立党总支，与陶庄煤矿党组织同属滕县地委。7月，滕县地委撤销，成立济宁地委，矿区党组织又划归济宁地委领导。
        1954年2月，陶庄煤矿党总支撤销，成立党委，仍隶属济宁地委。同年，田屯煤矿在原私营远大煤矿公司破产后的废墟上开始组建，经半年多恢复改建，11月，投产并建立党总支。
       1955年4月30日，撤销枣庄矿党总支，成立枣庄矿区党委，下辖枣庄、田屯两煤矿党总支和枣庄发电厂、枣庄矿区建设银行两个党支部。枣庄矿区党委和陶庄煤矿党委同属于济宁地委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