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底，1968年初，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文革初期中幸存的几部方志书，有清同治九年的《徐州府志》，光绪年间的《邳州志》《萧县志》。那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典籍，主要是想了解家乡苏北一带的风物、人文、山川、物产、殖货等。没想到后来自己居然也有机会从事志书编纂工作。
        1968年8月，我被分配到淮北煤矿，按当时的说法是“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下井，干了一年多的采煤工，取过“煤样”，去工作面送过烧饼大馍，在食堂卖过稀粥。后来到矿革委会通讯报导组、矿宣传科、矿务局宣传部，由“员”而“秘”“而科”“而处“，在“奉因等此”“领导重视”“形势大好”等等的文字组合中，打发了宝贵的岁月年华。
        有人说“大得志者修志”，也有人说“人生难得修一志”。如果说修志是福分，我参加了两轮修志，那就太幸福了。如果说修志是吃苦，确实是苦，但苦中有乐，看一看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浸润着心血的志稿，不由得会生出了几分成就感。
        1985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各地展开了第一轮修志，我当时在淮北矿务局党委宣传部供职。领导安排我当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志书主编，我从心里对这个“无权无利”的清苦寂寞的差事不太乐意。但在我们这一茬人的心目中，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理当服从，干吧。为了不至于尸位素餐，并力争干出个样子来，我把自己的读书志趣尽快地转向史志领域。我和我的伙伴们边学边干，用了三年时间编撰出版了上下两卷170万字的《淮北矿务局志》。承蒙赵朴初老先生题写了书名，并有幸当面聆听了朴老的鼓励和教诲，该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分别荣获省评、部评一等奖。
        后来，组织上安排我担任淮北矿区文联主席，仍兼史志办公室主任，并且参与《中国煤炭志·安徽省卷》、《安徽煤炭志》《淮北市志》的编撰，分别担任副主编。
        2005年4月初，社会科学院史志研究院在京举办第二轮修志骨干培训班，我恭逢其盛，参加全过程，并被特聘为史志研究员。
        随着全国范围内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展开，淮北矿业集团公司决定编纂《淮北矿业志》，由我担任主编。经过三年的努力，于2009年8月峻稿，经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审订通过，黄山书社出版发行，全书215万字。
30年来，有幸参加了两轮修志，主编、副主编出版了十余部志书，指导基层厂、矿编纂出版企业部门志32部，编写出版了专著《厂、矿企业志书编纂》，为修志单位讲课、讲座30余场次，参加省内外志稿评审十余次，在修志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修正，走过弯路，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也生出许多的感悟。
        “领导重视”，虽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句典型的“官话”，但用在修志上却是一句无可挑剔的大实话。
        自古以来志书就是“官修”，皇帝下诏修“一统志”，行省修“通志”，州、府、县负责修各级“地方志”，历代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修志，国务院及各省、市、县、各行业成立专门常设机构，在大中型骨干企业编纂部门志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偏颇，方志界有些人对企业志重视不够，有些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也认为可有可无。当然，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上述状况有了很大改进。
         众手成志，是新编方志的另一大特色。自80年代迄今，淮北矿区共编写出版企业部门志 部，近2000万字。这在全国各行业，重大企业集团都是罕见的。各单位选派责任心强，有较强文字功底的人司其事，把修志当做份内的事，当做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深化认识的过程。志书是综合性的资料著述，它能够为各级负责同志施政、决策、管理提供权威性的依据。笔者见到许多单位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案头，书架上都放着志书，一位老矿长说：“一册在手，全局在胸。”
        修志是艰难困苦之事，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戒得住浮躁，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没有追求，没有操守，就很难完成。修志的人，要培养“宁静淡泊”的功夫，别太想去做官，发财之类的事。当然，市场经济热火朝天，熙熙攘攘，红男绿女，物欲横流。要想做到六根清净，完全不想，不可能。但不能太去想。修志之后，有底子，出山入市，再去做官、发财也不迟。其实，在区区看来，修志真是一件大好事。古有云“三立者，立言、立德、立功”。修志既是立言，也是立德、立功。修志又是做学问，做学问最宜人，尤宜于静其心、励其志、厚其学、养其器识，练其才干。千载奇遇无如良友好书。史书是我辈最高贵的朋友。阅读之际，含英咀华，其乐无穷；寂寞时如同把晤，孤愤时以作琴瑟。修志虽然劳苦，但秋后有硕果，修志虽然清贫，但有历史价值。在世俗眼中，修志的人一无权二无钱，门庭冷落车马稀，人微言轻办事难，与那些当红的部门比，好像矮人半截。不对，当年董一博董老说得好：“是修志的人不行，还是我们的事业不行？”淮北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刘长远先生，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献身方志事业，57岁英年早逝。他生前说过：“有的人看不起咱修志的，我说，让我干你那差事，我干得不比你差，让你干我的工作，你肯定不如我。”
        一句话，修史修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修志工作者应当自信、自尊、自强。
        千百年来，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独立地、真实地记述国家大事的志趣和传统，所谓秉笔直书是也。“孔子做《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史家的风骨、视野和对历史本真的留存，已经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志，当世人写当代史。因此，需要有勇气、有史德。梁启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此时不作，将来更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直的修志工作者要力求对当代每一件史实，每一份入志的资料，都采取中正的立场，不粉饰、不阿谀、不曲解、不夸大。这份刚正的史德是至关重要的。
        有德，还要有“识”。识，乃认识、知识，卓识之谓也。古人说，君子之学，器识为先。一部志书的质量取决于编者的水平。编者的水平集中表现在一个“识”字上，志书的编者是一个群体，其中包括主编和编辑。主编的“识”尤为重要。这个“识”应当贯穿于志书编纂的全过程。即修志的指导思想；志书的总体设计；框架的构思；体例的结构；篇章节目的设计；资料的鉴别运用；文字的表达，尤其是概述的写作水准等等。所谓技高一筹，实际上就是“识”高一筹。五祖弘忍传法六祖慧能，六祖慧能的诗偈明显地比神秀高出一大层境界。所谓识高一层楼，人之“识”有高低，不服不行，不要说差一个台阶，差半个台阶也不行。没有“常识”这个金刚钻，你就别来揽主编这个瓷器活。
有德、有识，才能做到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真实是志书的生命和灵魂，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但志书来不得半点虚假。对志书来说，与其有假，不如其无。不然，必定会贻误后人。如果我们今天修志不求真求实，不负责任，听任虚假的东西入志、入史，以讹传讹，我们的后人将会在虚假中迷茫、挣扎，我们的民族将如何复兴？国家还谈得上什么前途和命运？
        除以上说述种种之外，我还编写了一本修志专著《厂矿企业志书编纂》，由煤炭出版社发行，王显政部长热情作序，该书是中国煤矿史志学会主任吴晓煜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之下完成的，晓煜先生是位饱学之士，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是著名史学家来新夏教授的及门弟子和传灯人，是煤矿修志事业的领军人物，著作甚丰，对我本人的帮助很大。
        身心投入，热爱修志，淡定的心态，自尊、自信的风骨， 秉笔直书的史德，不断增强的史识，这是我从事两轮修志，从多年的笔耕中感悟出来的，拉拉杂杂地写出来与方志界的同仁共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周翰藻，1944年11月生于江苏省邳县。中共党员。编审职称，《中国煤炭工业志》专家组成员。1966年6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68年8月分配到淮北煤矿，后进矿宣传科、矿务局宣传部，历任员、秘、科、处；1985年任矿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矿务局史志办公室主任，1991起任矿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兼史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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