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访谈记录
发布时间:2021-05-31 08:53:59 浏览次数：0次
2021年5月27日薛世孝教授接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档案馆馆长冀帅领、副馆长朱彤等七人的集体采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目前在全国学习党史的高潮中，我很高兴的接受您们“口述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访谈”。
1、今年您已经90岁高龄，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以及家庭情况好吗？
我在1931年8月24日出生于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在煤矿办的学校里读书。从1951年起，先后在中燃干校、焦作煤矿学校、焦作矿业学院、焦作工学院、河南理工大学从事《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课教学，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开始从事煤矿史志研究，出版有《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中国近代煤矿史》（合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参编）、《煤矿歌谣》（合编）、《中国煤炭歌集成》（合编）、《焦作工学院前期历史》《焦作矿业学院志》和《煤海集尘》《乌金集尘》等史志著作。
我的父亲薛德合，是在英国福公司做工，参加了1925年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育了“学煤、爱煤、干煤”的家风。我的长子薛毅，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2009年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到中国矿业大学，担任中国煤矿史研究所副所长。著有《焦作煤矿史》《英国福公司在中国》《工矿泰斗孙越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经济史探微》《陈清如传》（合著）、《王世杰传》《中国矿业大学史》（参编）和《百年矿大人物传略》等。次子薛强，毕业于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参与编写《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研究发表研究煤炭诗词多篇。我们家是一个“研究煤炭史志之家”。1986年《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出版后，受全总煤矿地质工会的委托，我的爱人方文山、女儿薛莉承担了在煤炭系统的发行任务。还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向苏联、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中国煤矿史和工运史的专家、学者赠送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澳大利亚墨朵大学亚洲系主任蒂姆·莱特博士接到书后，给我来信说：“我曾在北京、上海及香港查找此书，但均无所获。因而，从作者之处收到此书，实为妙哉。我认为该书能给我提供大量的有意义更有用处的资料，这将有助于我的研究。”后来，他到武汉大学拜访了薛毅，建起了联系。
2、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又是基于什么原因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我关注中国煤矿史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在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提到了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文中说：“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这对我有很大感触和教育。我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的都是煤矿办的学校；生活和成长在焦作煤矿区；参加工作后，又在煤炭院校中，从事中共党史教学。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来学习、研究、宣传、煤矿史和煤矿工人运动史。从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
1953年，我带队到东北的鹤岗煤矿、阜新煤矿实习，初步考察了这两个煤矿的历史，参观了“万人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榨我国煤炭有了初步认识。这对于我以后从事煤矿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1956年起，我先后担任焦作煤矿学校、焦作矿业学院的《中共党史》教学。为了教学的需要，1957年，我利用暑假，专程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工作过的长沙清水塘参观访问；之后，到毛主席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地方实地考察，给了我深深教育，决心搞好煤炭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
我研究中国煤矿史和工人运动史是从焦作开始的。回校后，为了教学，我多次走访参加1925年焦作煤矿大罢工的老工人，除了我的父亲外，还专访过领导焦作煤矿罢工的崔长永和老工人熊德林等。但这一时期还谈不上什么研究，主要是结合教学作为乡土教村，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1959年起，我先后在《焦作日报》发表了《“五卅”运动中的焦作煤矿罢工》、《忆焦作煤矿“七一”大罢工》；1961年又在《河南日报》发表了《地下的烈火——纪念焦作煤矿三十六周年》等文章，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1975年7月，为纪念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50周年，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总工会和焦作煤矿联合召开焦作煤矿罢工老工人座谈会，我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并访问了参加座谈会的30多位老工人，进一步了解大罢工的全过程。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以记者身份采访了焦作煤矿众多的老干部、老工人，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的历史。对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重返焦作矿业学院，继读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研究《焦作煤矿史》，经过深入调查，初步掌握了一些资料。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0年6月，我在河南中共党史学会首次学术研究会上宣读了《1925年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的论文；之后又经过修改，1982年发表在《中州学刊》第三期。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全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1981年6月，我又在河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河南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保卫矿权的斗争——焦作煤矿前期历史》的长篇论文,接着又被推荐参加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接着，我又完成了《焦作煤矿史大事年记》（公元前770年—1949年）和《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这为编写《焦作煤矿史》准备条件。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将要变动，由薛毅完成了《焦作煤矿史》的编写，于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我调入煤炭工业部《中国煤炭史》编写组,经煤炭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煤矿地质工会研究,我承担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中国近代煤矿史》（李进尧、吴培儒、薛世孝合著）两项任务。经过审定《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当时，《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有报道。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作序，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产业工人运动史,是全国煤炭战线五百多万多职工的喜事。《中国近代煤矿史》稍晚于1990年,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由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作序。这两部著作，开创了煤矿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中国煤矿史著作的空白。
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你认为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在党史中占据什么历史位置?建党初期煤矿工运又是什么状况？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党史和工人运动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工人运动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党史的基础和主要支柱。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在党史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8月1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高潮中安源路矿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最为突出，最有特色。在江南，首先是安源路矿罢工。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10月10日，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接着，毛泽东首先到安源调查，确定安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不久，带领李立三等再次到安源考察，留下李立三开辟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后成立青年团支部、共产党支部；此后，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罢工准备了条件。罢工前夕，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以加强罢工领导。1922年9月13日，工人们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爆发了安源路矿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17000多人。经过斗争和谈判，9月18日签订了13条协议，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前后5天，“秩序较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获得了完全胜利。在北方，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任北京地委书记，把开滦煤矿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重点；接着，派中国劳动组合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和王尽美、邓培等到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经过艰苦工作，于1922年10月23日爆发了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5万人。在罢工中，10月26日，唐山警察局出动武装镇压，制造了“十•二六”惨案，但工人一直坚持斗争。11月4日，开滦资本家勾结军阀开始了大规模镇压，致使坚持25天的罢工被迫忍痛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同英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英勇斗争的壮举所表现的力量，毛泽东盛赞“他们特别能战斗”。这就是当时煤矿工人运动的最初状况。
4、你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撰写《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的经过？期间遇到过哪些困难?
史书是信使，以纯真求实为生命。“一字不真,满篇皆疑”。只有求真求实、存史资治，才能流传百世。《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是在煤炭工业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煤矿地质工会领导下编修的信史，且经过煤炭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煤矿工运老干部、工运史专家组成的审稿委员会审定后出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在撰写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是史料不准，必须进行鉴别和考证，才可以防止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的认识。如焦作煤矿罢工的时间和领导人就存在诸多问题。在时间上，根据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的“注释”，说罢工时间是1925年7月1日至8月9日,但访问老工人也多说不准确。1959年、1960年,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焦作煤矿罢工运动文章，都沿袭以上说法。后我经过深入走访,到了1961年6月4日,我在《河南日报》发表《地下的烈火—纪念焦作煤矿大罢工三十六周年》一文中说,这次罢工是1925年7月1日至1926年3月。虽对“注释”有所更正,但开始时间仍沿袭了“注释”的7月1日,而结束时间却根据有关资料，笼统地定在了3月。但后来在考证时间,发现多有疑点,为了确定准确时间，1980年前后,我在北京、上海、河南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了当时的档案资料和《申报》、《晨报》、《大公报》等七种报刊资料，最终确认，焦作煤矿罢工运动时间应从1925年7月6日开始罢工起，至1926年3月2日签订协议，3月6日复工止。在领导上，有据可查的档案只有罗某，而根据老工人的回忆，说是罗思危、罗四维、罗世伟、罗世威、罗世文等。罗章龙称自己曾叫罗世维，因为罗的是繁体字由“四维”组成,曾到过焦作，领导这次罢工。为了确定此事，费尽周折,到北京、湖北、四川等地调研而不得定论。后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宁夏银川的林壮志先生曾参加焦作煤矿罢工,且是经罗思危介绍参加共产党,又认识罗章龙。经过对他的专访和有关资料考证,最后确定罗思危这一名名字。据此,我在《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上写的是罗思危，从此全国出版的史志著作,凡涉及这个问题时，都依此为据。1991年6月，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也修正了“注释”的文字。这说明对资料的考证鉴别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5、20世纪90年代，你参与了《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煤矿卷》的编撰，能否分享一下编撰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这些史料的?有什么好的收集史料和研究方法吗?
2001年11月,《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煤矿卷》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约35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煤矿工会运动大型资料图书。全书主编由煤矿地质工会主席赵永金担任，我和薛毅担任副主编,承担建国前的资料。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认为，搜集资料是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窍门来搜索资料，我们接受这项工作任务后，不顾条件的艰苦、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清苦，冷门热座、软件硬抓，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锐意穷搜，在书海里“捞针”，到煤矿上“淘金”，完全是靠人工查找搜集，日积月累，为煤矿史和工运史备好“食材”，才开始编书和写作。
6、目前我们所知道您是选择“为党立传，为煤矿立传，为煤矿工人立传”是中国煤矿史学的资深专家，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方面的权威专家，被誉是“煤矿世界的特殊画师”。你是否知道国内还有哪些专家和学者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史和煤矿工人运动史？
我只是一位煤矿史志的爱好者，四十多年来，在党和煤炭部及学校的领导下，在煤炭史志界朋友的帮助下，从事煤炭史志研究，做了些微弱的应尽工作，写了几本有关煤炭史志的著作。
上世纪末和新世纪之初，我结识了煤炭部和各省以及许多煤矿从事煤炭史志工作的朋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十分感谢他们。他们都已退休。目前，仍在从事煤炭史志工作的，有中煤协煤炭史志工作委员会的吴晓煜、陈昌、于宏海，中国煤炭博物馆的胡高伟，河南省的陈党义、张丽亚，开滦煤矿的杨磊，焦作煤矿的薛长明等。他们多数是退休后又返聘的，他们精神是十分可敬，值得学习，向他们请教一定会得到帮助的。
7、您对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比较全面了，您认为该领域还有没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有从哪些方面的视角进行研究？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只是研究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而社会时期还是空白。除了工运史，还有煤矿史，经济史，文化史，及煤矿工人的武装很少涉及，特别是工人运动领袖，也须很好研究。1991年1月29日，中共中国煤矿总工司党组，作出了“关于为煤炭战线著名英雄模范人物塑像的决定”，第一批先塑了马六孩、侯占友、郝晓明、丁百元、李瑞、王竹泉、节振国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但只写了几百字的简介，显然是很不够的，都可以出版传记的，仍需我们去工作。
8、如果我们青年学者想继续中国煤矿史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方面研究，你能够提供几点建议和期望？
青年是有希望的一代，我接触很少，熟悉了解不够。近年，河南理工大学青年学者李瑞芳著的《新中国煤炭工业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2017年出版，读后觉得是一部有较好水平的学术著作，很有发展前途。煤炭史志是一个辽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欢迎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这支队伍。我在有生之年向百岁进行中，很愿意和大家肩并肩作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谢谢大家，最后祝您们不断进步，为煤炭史志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目前在全国学习党史的高潮中，我很高兴的接受您们“口述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访谈”。
1、今年您已经90岁高龄，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以及家庭情况好吗？
我在1931年8月24日出生于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在煤矿办的学校里读书。从1951年起，先后在中燃干校、焦作煤矿学校、焦作矿业学院、焦作工学院、河南理工大学从事《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课教学，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开始从事煤矿史志研究，出版有《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中国近代煤矿史》（合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参编）、《煤矿歌谣》（合编）、《中国煤炭歌集成》（合编）、《焦作工学院前期历史》《焦作矿业学院志》和《煤海集尘》《乌金集尘》等史志著作。
我的父亲薛德合，是在英国福公司做工，参加了1925年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育了“学煤、爱煤、干煤”的家风。我的长子薛毅，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2009年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到中国矿业大学，担任中国煤矿史研究所副所长。著有《焦作煤矿史》《英国福公司在中国》《工矿泰斗孙越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经济史探微》《陈清如传》（合著）、《王世杰传》《中国矿业大学史》（参编）和《百年矿大人物传略》等。次子薛强，毕业于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参与编写《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研究发表研究煤炭诗词多篇。我们家是一个“研究煤炭史志之家”。1986年《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出版后，受全总煤矿地质工会的委托，我的爱人方文山、女儿薛莉承担了在煤炭系统的发行任务。还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向苏联、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中国煤矿史和工运史的专家、学者赠送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澳大利亚墨朵大学亚洲系主任蒂姆·莱特博士接到书后，给我来信说：“我曾在北京、上海及香港查找此书，但均无所获。因而，从作者之处收到此书，实为妙哉。我认为该书能给我提供大量的有意义更有用处的资料，这将有助于我的研究。”后来，他到武汉大学拜访了薛毅，建起了联系。
2、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又是基于什么原因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我关注中国煤矿史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在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提到了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文中说：“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这对我有很大感触和教育。我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的都是煤矿办的学校；生活和成长在焦作煤矿区；参加工作后，又在煤炭院校中，从事中共党史教学。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来学习、研究、宣传、煤矿史和煤矿工人运动史。从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
1953年，我带队到东北的鹤岗煤矿、阜新煤矿实习，初步考察了这两个煤矿的历史，参观了“万人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榨我国煤炭有了初步认识。这对于我以后从事煤矿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1956年起，我先后担任焦作煤矿学校、焦作矿业学院的《中共党史》教学。为了教学的需要，1957年，我利用暑假，专程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工作过的长沙清水塘参观访问；之后，到毛主席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地方实地考察，给了我深深教育，决心搞好煤炭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
我研究中国煤矿史和工人运动史是从焦作开始的。回校后，为了教学，我多次走访参加1925年焦作煤矿大罢工的老工人，除了我的父亲外，还专访过领导焦作煤矿罢工的崔长永和老工人熊德林等。但这一时期还谈不上什么研究，主要是结合教学作为乡土教村，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1959年起，我先后在《焦作日报》发表了《“五卅”运动中的焦作煤矿罢工》、《忆焦作煤矿“七一”大罢工》；1961年又在《河南日报》发表了《地下的烈火——纪念焦作煤矿三十六周年》等文章，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1975年7月，为纪念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50周年，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总工会和焦作煤矿联合召开焦作煤矿罢工老工人座谈会，我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并访问了参加座谈会的30多位老工人，进一步了解大罢工的全过程。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以记者身份采访了焦作煤矿众多的老干部、老工人，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的历史。对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重返焦作矿业学院，继读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研究《焦作煤矿史》，经过深入调查，初步掌握了一些资料。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0年6月，我在河南中共党史学会首次学术研究会上宣读了《1925年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的论文；之后又经过修改，1982年发表在《中州学刊》第三期。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全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1981年6月，我又在河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河南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保卫矿权的斗争——焦作煤矿前期历史》的长篇论文,接着又被推荐参加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接着，我又完成了《焦作煤矿史大事年记》（公元前770年—1949年）和《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这为编写《焦作煤矿史》准备条件。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将要变动，由薛毅完成了《焦作煤矿史》的编写，于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我调入煤炭工业部《中国煤炭史》编写组,经煤炭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煤矿地质工会研究,我承担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中国近代煤矿史》（李进尧、吴培儒、薛世孝合著）两项任务。经过审定《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当时，《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有报道。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作序，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产业工人运动史,是全国煤炭战线五百多万多职工的喜事。《中国近代煤矿史》稍晚于1990年,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由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作序。这两部著作，开创了煤矿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中国煤矿史著作的空白。
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你认为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在党史中占据什么历史位置?建党初期煤矿工运又是什么状况？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党史和工人运动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工人运动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党史的基础和主要支柱。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在党史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8月1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高潮中安源路矿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最为突出，最有特色。在江南，首先是安源路矿罢工。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10月10日，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接着，毛泽东首先到安源调查，确定安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不久，带领李立三等再次到安源考察，留下李立三开辟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后成立青年团支部、共产党支部；此后，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罢工准备了条件。罢工前夕，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以加强罢工领导。1922年9月13日，工人们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爆发了安源路矿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17000多人。经过斗争和谈判，9月18日签订了13条协议，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前后5天，“秩序较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获得了完全胜利。在北方，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任北京地委书记，把开滦煤矿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重点；接着，派中国劳动组合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和王尽美、邓培等到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经过艰苦工作，于1922年10月23日爆发了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5万人。在罢工中，10月26日，唐山警察局出动武装镇压，制造了“十•二六”惨案，但工人一直坚持斗争。11月4日，开滦资本家勾结军阀开始了大规模镇压，致使坚持25天的罢工被迫忍痛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同英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英勇斗争的壮举所表现的力量，毛泽东盛赞“他们特别能战斗”。这就是当时煤矿工人运动的最初状况。
4、你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撰写《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的经过？期间遇到过哪些困难?
史书是信使，以纯真求实为生命。“一字不真,满篇皆疑”。只有求真求实、存史资治，才能流传百世。《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是在煤炭工业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煤矿地质工会领导下编修的信史，且经过煤炭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煤矿工运老干部、工运史专家组成的审稿委员会审定后出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在撰写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是史料不准，必须进行鉴别和考证，才可以防止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的认识。如焦作煤矿罢工的时间和领导人就存在诸多问题。在时间上，根据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的“注释”，说罢工时间是1925年7月1日至8月9日,但访问老工人也多说不准确。1959年、1960年,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焦作煤矿罢工运动文章，都沿袭以上说法。后我经过深入走访,到了1961年6月4日,我在《河南日报》发表《地下的烈火—纪念焦作煤矿大罢工三十六周年》一文中说,这次罢工是1925年7月1日至1926年3月。虽对“注释”有所更正,但开始时间仍沿袭了“注释”的7月1日,而结束时间却根据有关资料，笼统地定在了3月。但后来在考证时间,发现多有疑点,为了确定准确时间，1980年前后,我在北京、上海、河南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了当时的档案资料和《申报》、《晨报》、《大公报》等七种报刊资料，最终确认，焦作煤矿罢工运动时间应从1925年7月6日开始罢工起，至1926年3月2日签订协议，3月6日复工止。在领导上，有据可查的档案只有罗某，而根据老工人的回忆，说是罗思危、罗四维、罗世伟、罗世威、罗世文等。罗章龙称自己曾叫罗世维，因为罗的是繁体字由“四维”组成,曾到过焦作，领导这次罢工。为了确定此事，费尽周折,到北京、湖北、四川等地调研而不得定论。后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宁夏银川的林壮志先生曾参加焦作煤矿罢工,且是经罗思危介绍参加共产党,又认识罗章龙。经过对他的专访和有关资料考证,最后确定罗思危这一名名字。据此,我在《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上写的是罗思危，从此全国出版的史志著作,凡涉及这个问题时，都依此为据。1991年6月，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也修正了“注释”的文字。这说明对资料的考证鉴别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5、20世纪90年代，你参与了《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煤矿卷》的编撰，能否分享一下编撰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这些史料的?有什么好的收集史料和研究方法吗?
2001年11月,《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煤矿卷》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约35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煤矿工会运动大型资料图书。全书主编由煤矿地质工会主席赵永金担任，我和薛毅担任副主编,承担建国前的资料。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认为，搜集资料是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窍门来搜索资料，我们接受这项工作任务后，不顾条件的艰苦、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清苦，冷门热座、软件硬抓，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锐意穷搜，在书海里“捞针”，到煤矿上“淘金”，完全是靠人工查找搜集，日积月累，为煤矿史和工运史备好“食材”，才开始编书和写作。
6、目前我们所知道您是选择“为党立传，为煤矿立传，为煤矿工人立传”是中国煤矿史学的资深专家，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方面的权威专家，被誉是“煤矿世界的特殊画师”。你是否知道国内还有哪些专家和学者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煤矿史和煤矿工人运动史？
我只是一位煤矿史志的爱好者，四十多年来，在党和煤炭部及学校的领导下，在煤炭史志界朋友的帮助下，从事煤炭史志研究，做了些微弱的应尽工作，写了几本有关煤炭史志的著作。
上世纪末和新世纪之初，我结识了煤炭部和各省以及许多煤矿从事煤炭史志工作的朋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十分感谢他们。他们都已退休。目前，仍在从事煤炭史志工作的，有中煤协煤炭史志工作委员会的吴晓煜、陈昌、于宏海，中国煤炭博物馆的胡高伟，河南省的陈党义、张丽亚，开滦煤矿的杨磊，焦作煤矿的薛长明等。他们多数是退休后又返聘的，他们精神是十分可敬，值得学习，向他们请教一定会得到帮助的。
7、您对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比较全面了，您认为该领域还有没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有从哪些方面的视角进行研究？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只是研究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而社会时期还是空白。除了工运史，还有煤矿史，经济史，文化史，及煤矿工人的武装很少涉及，特别是工人运动领袖，也须很好研究。1991年1月29日，中共中国煤矿总工司党组，作出了“关于为煤炭战线著名英雄模范人物塑像的决定”，第一批先塑了马六孩、侯占友、郝晓明、丁百元、李瑞、王竹泉、节振国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但只写了几百字的简介，显然是很不够的，都可以出版传记的，仍需我们去工作。
8、如果我们青年学者想继续中国煤矿史和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方面研究，你能够提供几点建议和期望？
青年是有希望的一代，我接触很少，熟悉了解不够。近年，河南理工大学青年学者李瑞芳著的《新中国煤炭工业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2017年出版，读后觉得是一部有较好水平的学术著作，很有发展前途。煤炭史志是一个辽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欢迎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这支队伍。我在有生之年向百岁进行中，很愿意和大家肩并肩作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谢谢大家，最后祝您们不断进步，为煤炭史志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