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矿区位于山东南部沂蒙山余脉之中，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煤质优良，埋藏较浅，易于开采。据甘泉寺窑神庙碑文记载，元朝大至元年（1308年）已有人在枣庄一带掘窑采煤。明朝中叶以后，中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需要煤炭逐渐增多，采煤业日渐兴盛。清乾隆五年（1740），政府颁布“任其采取，输税于官”的开矿政策，在峄县管辖的枣庄一带煤窑大增，挖煤窑主获利颇多。当地地主豪绅见有利可图，便依靠官府的支持，巧取豪夺农民的开矿权。到19世纪初，枣庄矿区的绝大多数煤窑都被峄县有名的“八大家”豪强劣绅霸占，靠挖煤为生的破产农民已达数千人。但历经数百年的开采，浅部煤层越挖越少。由于当时生产工具落后，煤窑排水困难，无力向深部开采。到19世纪中叶，民间采煤业由盛转衰，所剩无几，导致大批矿工流离失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洋务派倡导“实业救国”，先后在武汉、上海设立工厂，需要煤炭来做燃料，但因煤炭缺乏，供不应求。当时中国各口岸都有进口“洋煤”，外国洋行往往故意囤集居奇，哄抬煤价。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官僚富商见煤利暴涨，便打起了到枣庄开办煤矿的主意。峄县的豪绅金铭和曾做过直隶东明县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等，赴天津找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禀告开矿事宜。此时李鸿章着手兴建军火工业正急需煤炭，所以一拍即合，随即奏请慈禧太后批准，委派米协麟、戴华藻来枣庄，于光绪五年（1878年）春设立“山东峄县中兴矿局”。这是山东能源枣矿集团上百年创业发展的历史起点。
        中兴矿局创办之初，因资金短缺，无力采用先进机械设备，仍沿用土法开采。试开的3座煤井因排不干积水而无法采煤。为了解决排水问题，戴华藻于1881年至1882年先后致函请张莲芬、陈德浚等一批清政府官僚，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筹集股银5.6万两，陆续购买新式抽水机4台，排干井下积水开始出煤。到1882年9月，日产煤炭达到120吨。1883年，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给予中兴矿局减税优惠，每吨只交出口正税银1钱，售予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用煤一律免税，政府减税使中兴矿局的煤炭产销两旺。中兴矿局前后经营16年，共开煤井12座，产煤约200万吨，主要通过台儿庄运河销往各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能源。光绪九年，李鸿章呈慈禧太后的奏折禀报：“初次试开三井，继复开九井，煤层两丈以外，质色并佳，远近争先购用，运至金陵、天津制造局试烧，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
        中兴矿局自正式生产之后，虽然排水方面使用了抽水机，但管理和技术方面仍然沿用煤窑旧制。随着矿井不断延伸，劳动条件更加恶劣，井下伤亡事故日益增多。光绪十九年（1893年）6月14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突发特大水灾，100多名矿工都被淹死在井下。灾难的发生，激起了矿工和死难者亲属的极大愤怒，曾聚集1000多名民众围攻中兴矿局，后被官府镇压。人们为了纪念这次死难的矿工，便把此处煤窑填埋起来，在上面修了一座坟墓，供矿难家属祭奠，当地人称为“大坟子”。这次矿难之后，中兴矿局的生产经营日渐衰落，加之内部股东争权夺利，将所有股本亏耗净尽。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 1896年1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下令在全省封禁矿井，中兴矿局被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