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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井往事:沸腾的矿山

发布时间:2018-04-11 10:57:33       浏览次数:0
石炭井往事:沸腾的矿山
文章摘选自曲世勃著《往事有踪》一书
        我离开石炭井十多年了,其间偶尔回去几趟,不过是公出或路过而已。
        既谈不上故地重游,也不是重温往事。
        近年来,石炭井变化很大,昔日那个喧闹的市井,如今已是萧条景象。
        遥想当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还有那连绵起伏的贺兰群山,好似久违的老电影不停在我脑海中闪现。
        每当太阳升起而又夕阳落下之时,晨曦下的矿山显得是那么清新和宁静,而暮霭中的矿区又透着许多的炽热和柔情。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石炭井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地处祖国内陆贺兰山腹地,宁夏的最北端。四面群山环绕,中间有一条戈壁沙沟直通南北。
        20世纪50年代,因这里煤业开发,故有贺兰山“百里矿区”之称。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一家名为“代开”的小煤窑,是一个人烟罕至的山谷地带。
        当时别说通火车,就连简易公路也没有。
        石炭井矿区建设始于国家“一五”规划执行时期,那时发展重工业是国家的中心工作。1952年5月,地质部进入贺兰山北段勘探。1955年10月,煤炭部正式确定石炭井煤炭基地建设。自那时起,来自各地的大批建设者先后来到这里。
        这里分布着丰富的石叠二纪煤系,当时已探明煤炭储量10亿吨。区域有效含煤面积约占矿区总面积的1/5,由石炭井、白芨沟和乌兰矿三部分组成。
        矿区东部(石炭井)共有4个煤矿,除四矿投产较晚外,其他几个煤矿都是投产较早的矿井。其中,二矿于1961年12月建成投产。矿区北部仅有乌兰矿,位于阿左旗呼鲁斯太镇。矿区西部(白芨沟)2个煤矿是20世纪70年代建成投产的。需要特别介绍的是白芨沟的“太西煤”,这种煤属优质无烟煤珍稀煤种,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可与越南的鸿基煤比肩,素有“煤中之王”的美誉,是国际市场卖价最高和最抢手的煤种。目前自治区人大已专门立法保护。
        石炭井矿务局成立于1960年1月,计划年产原煤500万吨,是当时西北地区除陕西铜川矿务局外最大的煤炭企业。
        石炭井是典型的移民矿区,大批建设者是从各煤炭基地成建制调来的。
        最早一批是从山西大同矿务局来的,其后陆续来的有黑龙江的鹤岗、双鸭山矿务局,辽宁的抚顺矿务局,甘肃的山丹矿务局等。有国家从各地煤炭学校分来的毕业学生,当中不乏来自大城市和家境好的青年。还有从沈阳和济南军区转业和复原的退伍人员,少数才是从本省或是外地招来的。
        矿井建成后,则由煤炭部从各地调来干部和工人进矿生产。如,一矿就是全员由辽宁阜新、本溪矿务局调来的2900余人组成。大峰矿由从抚顺矿务局调来的1000余人接收的。洗煤厂最初也是由鸡西矿务局调来的500余人组建的。
        1965年6月贺兰山煤炭公司进驻石炭井办公,行西北煤管局之责,统辖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古(西部)等地煤矿。
        1969年10月,中央一号备战令之后,天津市第四人民医院随即成建制地迁移过来,也就是后来的煤炭总院前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当时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心怀报国之志,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集到这里。
        这当中就有我的父辈们,他们来的时候还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当初他们听从国家召唤,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满怀远大革命理想,从东部繁华的地方来到祖国西北边陲,来到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石炭井。
        作为矿区第一代开拓者的后辈,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
        据父亲回忆,刚来的时候,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的全是埋在半截土里的地窨子,喝的是又咸又涩的苦水,井下干活全是拼板锹。
        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父辈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但也有些人因无法忍受这里艰苦生活,最终还是回去了。
        当时矿区建设提出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以致这里的基础和福利设施建设非常落后,70年代初,矿上陆续给有家眷的矿工们盖了一批房子。
        说是砖房,其实是只有少许砖的土坯房。
        据母亲说,当时搬来的时候,门窗都还没有装上,是住进后才安的。
        那时房子没有吊顶,是母亲用旧报纸一点点糊起来的。屋里地面是泥土铺地,也不知过了多少年,父亲才求人从外边拉了车砖铺上。
        那时吃水很困难,要走很远路去挑水,每家都有一个盛水的缸,20世纪80年代前,矿区主要饮用的是大磴沟的地表潜水,水质污染严重,大肠杆菌远远超过卫生标准。后来才安了自来水,喝上了贺兰山冲积扇下的水。
        石炭井水源地有两处,一处位于矿区南边的沟口农场指挥部,主要给一矿、二矿生产及家属区供水。另一处是位于矿区北部的41公里处。当时主要给三矿及驻地部队供水。
        20世纪70年代初,石炭井矿务局在位于乌海至阿左旗公里以北的41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地下水汇集的大锅底,后来经过修建三级泵站才将水输送到矿区。
        石炭井北边的水质较软,一些豆腐坊经常到三矿的水泵房拉水。
        1979年10月阿左旗划归内蒙古之时,宁蒙双方在边界勘界时,石炭井区政府提出将水源地划归宁夏的意见,但内蒙古方面不同意,后交国务院勘界办裁定,也没能留住那个水源地。
        由于历史的原因,石炭井矿务局也承担着大量的办社会职能。
        那时矿区医院、学校、电影院及市政设施等几乎都由企业承担和管理。
        当时矿区小学由各矿承办,中学由矿务局负责。小学老师主要从各矿具有初高中学历的职工和家属中招聘,1975年矿务局又从农13师北京、天津知青中招收一批小学老师。
        当年我上小学时就是这批老师,如今这批老师已都离开矿区。
        中学老师由矿务局从局属各单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和干部中选调,后来又从陕西具有大专学历的民办教师中招录了一批。
        “文革”期间下放到矿区的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也曾在校任过教,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一位姓赵的物理老师,是四川人,80年代落实政策后回北京了。此外,矿务局每年还从上海、浙江等地外聘些老师到校任教。
        矿里长大的孩子与在城市生活的孩子是不同的,矿上孩子最能体验父辈们工作的艰辛。
        六七十年代矿区曾发生过几次安全生产事故,当时影响比较大。
        矿工们工作环境是极具危险的,每当矿工出门上班时,最为牵挂的是他们家属及子女。在那个年代,矿上遗属的孩子是最为不幸的,生活使他们过早地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矿上的孩子虽比不上城里的孩子,但他们也是快乐和幸福的。
        他们的快乐童趣主要还是在矿上,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矿上立井入口、绞车穿梭线路、矿灯房和选煤楼的位置。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如给农场拾粪、为新校舍搬砖和拓土坯等。
        记得有一年,矿区发生特大洪灾,进出山里的路都被洪水冲毁了。当时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大磴沟砸石子,那次劳动时间比较长,中午还要学生自带干粮。正是这次劳动活动,我们班的同学们还自编自演了快板书《你别看我年纪小,公路建设也出力》。
        三年困难时期,石炭井矿务局为解决矿上职工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问题,开始在石炭井沟口碱滩上大规模开荒造田。
        矿务局专门成立了农业生产指挥部,并组织动员精简职工和非城市户籍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以后各矿也都纷纷在此开办农场,还有企业在这里修建职工疗养所。
        当时矿务局在碱滩上共开垦荒地2万多亩,建成引黄灌溉工程,修筑20多公里防洪堤坝。从根本上保障了矿上职工及农业户家属吃菜难和吃粮问题,一定程度缓解了矿区食品供应不足的压力。
        石炭井矿务局能够在极端困难时期进行产业调整,并使之成为全国煤炭行业“大办农业”的一面旗帜,得益于局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和顽强作风。
        他们不是把干事停留在嘴皮子上,而是俯下身来真抓实干。
        当时局主要领导每周都到农场具体抓落实,局分管领导带头把自己家搬到农场来,而且历届领导都坚持常抓不懈。
        为了把黄河水引进农场,局机关干部、职工家属吃住在工地,劳动十分艰苦。用矿上的人话说,就是“早上出工电灯明,晚上收工亮星星”,当年在农场干活的年轻人都成了老矿工的接班人。
        正是因为矿务局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取得巨大成功,煤炭部为此两次在矿区召开全国煤炭行业农副业生产现场会,并在全国推广石炭井的成功经验,而且国家计委和煤炭部还为矿务局做出“每调出一吨煤,给予一元钱”的补贴政策。
        矿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而且宽以待人,从不欺生和排斥外人。虽说矿上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俗各异,但他们是这里最质朴和最善良的人。
        当初矿区各单位干部和职工,基本是以国家从各地成建制调来为主。
        当时矿区的厅局级领导全是外省来的,从没有因为你是这里的,他是那儿的就区别对待。工作上这样,生活上也是如此。
        那时邻里们时常串着家吃饭,东北人喜欢炖菜,宁夏人擅长揪面,河南人经常蒸包子,南方人又爱煲汤,邻里间常来常往,互通有无,谁没吃过邻家饭,谁家又没人来吃饭呢。
        矿上职工住区是按单位划分的,同一单位人同住一个片区。
        在我们居住的那个片区里,有两位矿工不能不表。
        一位是当年参加过党的“九大”和“十大”党代表,名叫周兴军,他家三代是矿工,用那时的话讲是纯正工人阶级代表。曾受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在当时是无限幸福和非常荣耀的事。
        另一位名叫杭桂林,是一位来自辽宁的小伙子。当时在一矿农场参加劳动,后来招工进了矿上。1978年考取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2005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市委书记,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若说矿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记忆里除了高大选煤楼和立井架外,记忆深刻的是那时“语录塔”。
        “语录塔”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那个年代各地都有。但矿区的“语录塔”比较有特点,不仅数量多,而且建筑规格也不同。当时各矿几乎都有,这在全国是少见的。各矿修建的“语录塔”虽风格相近,但规格不一。
        在我记忆中属新华北街上(红光市场边)的那座“语录塔”最有气势。塔高约20米,四周手书毛主席语录,基座上方绘向日葵图案,塔顶是红旗和五角星,塔上四角安置扩音喇叭。
        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语录塔”还在,后来陆续拆除了。
        矿区中心地带有座横跨沙河沟的长征桥,这是一座建于1976年8月的三拱大桥,全长约90米。
        大桥将矿区闹市中心与文化活动中心连成一片,是那时最有影响的地标建筑。
        记得大桥建成通车当晚,附近居民纷纷来到桥上,这时华灯初上,整个桥身变得光彩夺目。人们悠闲地在桥上抚栏远眺,任凭晚风徐徐吹拂,矿区的夜色煞是让人沉醉。
        当时我也置身在兴奋的人群之中,望着人们洋溢着笑容的面孔,我突然发现班主任老师也在其中。
        那是有着明亮双眸的脸庞,人在月色中显得很迷人。
        当时她是一位天津知青,我只知道她姓陈,记不得她的名字了。
        但那晚的大桥光影、高兴的人群,还有班主任老师,至今使我无法忘怀。
        责任编辑:于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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